戴逵的一生是拥有传奇的一生。他才华盖世却不恃才傲物；他崇尚散淡自由却并非游戏人生；他不求飞黄腾达却又轰轰烈烈；他明白名利都是身外物，只有尽自己的心力，使社会得他工作的裨益，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正因有像他那样的人的存在，先进的人类文化才会被人们视为美的荧惑和风标；正因有像他那样的人的存在，许多历史镜象才能够转换为艺术的酵母和光辉，而人们就会在不绝如缕的文化交往中努力学习、执着进取，迈入智慧高地。
一
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”。这是《晋书列传第五十》中的一则记述。这则记述使我步入了一个原本生疏的境地，洞悉了一丝人性的奥妙，也因而走近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戴逵。
我不是语言学家。我以为，你纵然是语言学家，若只凭词面来理解，也难免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因为，这里面有个故事，只有知悉了这个故事，才能了解个中的奥秘。所谓“脉从根基起”便是这个道理。
近来阅读《晋书》，当瞧见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”的记述，便诵读再三。
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，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
这事初看似乎平常，再看就觉得讶然了。王子猷，书圣王羲之第五子，一个生性高傲豪放不羁的人，一个任大司马桓温参军时面对上司仍然我行我素的人，竟然不顾天寒地冻，雪夜远访。那戴逵究竟是何方高人，竟能使王子猷放低身份？大惑不解的我开始在史料中寻寻觅觅，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士、学者便沿着时光的隧道向我走来——王蒙、范宣、王羲之、支遁、许洵、郗超、谢安、谢玄……他们都对这位文化才俊赞赏有加钦佩莫名。
戴逵大约于永和十年（354）来到剡县的。时年28岁的他欣悉江南腹地有一剡县，外围，莽莽重山像大地隆起的肌肉；内里，漠漠平地如天生的聚宝盆，更兼才俊高士云集，遂悄然前来。山水之秀、人文之胜恍若四季不凋的常青藤系住了他的青春，踌躇满志的他在这里尽情地放飞遐思，放飞梦想。
这一来就是43年，直到终老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他不仅在绘画、音乐、文学诸领域锦上添花，而且还将佛教雕塑艺术挥洒得美轮美奂。
二
公元317年，西晋皇族司马睿南迁，建立东晋王朝，定都建康（南京）。十年后，戴逵在谯郡铚县（安徽省宿县）一个士族官僚家庭出生了。父亲戴绥虽属朝廷要员，但西晋永嘉之乱、东晋南渡……一宗宗重大的历史变故，使这位曾经的政治风云人物，三观有了改变。也许是时代的趋势令他失望，也许是多年的参政使他感到厌倦，也许是严峻的现实他使觉着无奈，戴绥越来越感到，与其在仕途上苦苦奋斗，还不如在文化的天地里施展抱负。因而，当他看到日渐长大的戴逵无意功名时，遂趁热打铁，将他引向文化的世界。戴绥清楚，读万卷书固然要紧，行万里路更不可小觑。所以，每每远行，他总是携戴逵同行，让大自然的纯真陶冶他的心性，以世事洞明皆学问的推崇，丰盈他拥有的知识。
有次，戴逵随父前去建康，一路上，站在船头眺望的他，只见江水漾绿，滩林泻碧；难见尽头的江流犹如一卷长轴徐徐展开，江面薄雾氤氲，仿佛笼着轻纱，一只孤飞的江鸥扇动着翅膀在头顶盘旋；更有那渔翁身披蓑衣，头戴斗笠，驾一叶小舟，在柔软如绸晶莹似玉的水面上时隐时现，天地间恍若一首怡人的诗，一幅迷人的画。
到了建康，戴逵随着父亲，来到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瓦官寺时，正好遇上画家王蒙在为人作画。戴逵屏气凝神，双眼不敢一眨。王蒙与戴家素来有旧，昔日也曾听说戴逵是个神童，便让他现场表演。戴逵推辞不得，遂蘸饱墨汁，一气呵成一幅《渔翁图》来。那是从旅途风光上获得的灵感，是初出茅庐的戴逵在笔墨趣味上展现的内心镜象。
王蒙本是晋朝画坛领军人物，见戴逵一挥而就的《渔翁图》构思新颖，画意幽远，且洋溢着生活的诗意，料定他日后必成大器，不由感叹道：“此童非徒能画，亦终当致名。恨吾老，不见其盛时也。”事情的发生虽属偶然，但戴逵的出类拔萃却是必然。当然，此时的戴绥做梦也未曾想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拥有煌煌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，会增添一位“圣”字级的文化人物，而这个人物，竟是自己的儿子戴逵。
三
现在，让我们翻到介绍剡县的一章，来寻访戴逵入剡后的踪迹。
古剡县，在今浙江省东部，包含现在的嵊州和新昌两地。戴逵入剡时，身为右军将军的王羲之正任会稽内史；剡令李充在独秀山为母卫夫人守孝；廉吏阮裕亦在剡城隐居；退职后的谢安高卧东山，以图再起；还有玄言第一的名士许询，道士许迈……真可谓少长咸集，群贤毕至。这里，没有唯我独尊的孤芳自赏，没有道貌岸然的互相恭维，也没有心怀叵测的故弄玄虚，只有开怀交心的畅叙趣谈。名士郗超一见戴逵，便被他身上散发出的艺术活力和性格魅力所倾倒，出资百万，在县城北星子峰南坡（今戴望村村委会所在地）为其建造精舍。感动莫名的戴逵告诉亲友说：“近至剡，如官舍。”并作《闲游赞》咏剡之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
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，林薮深则箫瑟之音清。其可以藻玄莹素，疵其皓然者，舍是焉取。……然如山林之客，非徒逃人患，避争门，谅所以翼顺资和，涤除机心，容养淳涉，而自适者尔！
东晋既立，中原南渡士庶若过江之卿。竺法琛、支道林、昙光、释道宝、白道猷、支遁、竺道壹诸高僧亦络续来剡；加上郗超、谢敷等名士，佛儒玄理融会一体。剡县刹时成为和京都建康同时并举的佛教中心，后释慧远上庐山弘扬佛法，江南佛教遂成三足鼎立之势。
郗超信佛，但他却喜欢将人生伦理和佛学溶于一炉。他精研而成的大作《奉法要》道尽了儒佛文化的真谛，内中倡导五戒：“不杀则长寿，不盗则长泰，不淫则清净，不欺则人常敬信，不醉则神理明治。”强调人应以善为怀，“是以一善，生巨亿万善。”……被人赞为深含儒佛道义理的道德经。戴逵十分称颂《奉法要》，郗超去世后，戴逵更以亲身经历，写出《释疑论》和信奉因果报应的庐山释慧远辩论，历时经年。戴逵在给释慧远的信里说：“自少束修，至于白首，行不负于所知，言不伤于物类，而一生艰楚，荼毒备经，顾景瑰然，不尽唯己。夫冥理难推，近情易缠，每中宵幽念，悲慨满怀，始知修短穷达，自有定分，积善积恶之谈，盖施于教耳！”真是胸中块垒，笔底波澜，只有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，一个能够以全新的知识全新的眼光打量红尘的人，方能发出这长夜闪电的感慨！它和《奉法要》中“安则有危，得则有丧，合会有离，生则有死，盖自然之常势，必至之定期，推而安之，则无往而不夷”交相辉映，世人称颂不已。
一个人的能量是微乎其微的，可当他与百姓利益、与社会进步系在一起时就价值无量，就会被大众铭记。戴逵朦胧而朴素的唯物观，就像驱散闷热的一阵清风，冲破云层的活泼阳光，丰盈空心的清脆鸟语，招引了不少有识之士前来访叙——他们遇到了一位当行出色的智者，这位智者的口碑，已在东晋的夕阳里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
佛学的人性化、民族化、义理化，促使佛像的制作也沿着这一轨道前行，而这作为创始人和引路人的戴逵父子，功不可没。
四
在世界文明史上，有三大雕塑传统，一是发端于古埃及、希腊的西方雕塑传统；二是古波斯、印度的雕塑传统；三是古代中国的雕塑传统。中国的雕塑作品丰富多彩，以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可分为：宗教雕塑、明器雕塑、陵墓雕塑、纪念性雕塑、建筑装饰雕塑和工艺性雕塑六大类。
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佛教雕塑。佛教雕塑的题材主要有佛像、菩萨像、声闻像、护法像、供养人像等。佛教雕塑原先是一种外来的艺术，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。秦汉时期始有佛像，但造型简朴，面相不是西化就是虚化，工艺粗糙笨拙。戴逵很不以为然。他立志要把人们心目中的佛从虚无缥缈的天界接入世间，用岁月之河沉落下来的文化积淀，将母体留下的那一丝信息与外部世界接轨，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举世无双的佛像来。
晋孝武帝中叶，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。佛像刻制完成后，观者无不称妙。可戴逵观察良久，却觉得这佛像虽有善、美之感，但欠缺一种震撼人心的冲击力。他觉得，众人当面所说，无非是碍于面子，恭维而已。遂悄悄躲到屏风之后，细听观众对于佛像的评说：有说面额……；有说眉眼……；也有说两耳……，难现大度风范的。诸如此类，戴逵都一一记实，反复琢磨，精心修改，前后历时三年，方雕刻成一尊符合佛经教义，富蕴民族色彩，宽额、浓眉、长眼、垂耳、笑脸、大肚的佛像来。这已不是一件单纯的工艺品，而是一件兼容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，既隐伏着艺术精灵的身影，又涌动着亲切红尘气息的绝品。梁思成在《中国雕塑史》中盛赞“安道实为南朝佛像样式之创制者，而此种中国式佛像，在技术上形式上皆非出自印度蓝本，实中国之创作也”。宋玉说有美女在墙头看他三年不动心。戴逵却是在尘灰扑面、漆臭呛鼻中，三年如一日，苦心孤诣，不舍昼夜。他在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认定。
这里颇需一提的是，戴逵佛像制作中迈出的革新步履——夹纻工艺和妆銮术。
夹纻工艺是先用木胎泥模做成底胎，然后用生漆、棉泥、瓦灰制成胶合剂，涂在麻布上，粘贴在底胎外面，干一层粘一层，直到外壳坚实干固，然后把底胎取去，磨光，史称夹纻像，也称“脱胎”或“脱空造型”。妆銮就是给佛像着色彩绘，使雕塑的佛像仪态万方，是从传统的藻绘工艺演变而来。唐道宣在《法苑珠林》里由衷赞叹道：“自泥洹以来，久逾千祀，西方像制，流式中夏，虽依经熔铸，各务仿佛；名士奇匠，竟心展力，而精分密数，未有殊绝。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……机思通瞻，巧凝造化，乃所以影响法相，咫尺应身，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……准度于毫芒，审光色于浓淡，其和墨、点彩、刻形、镂法，虽周人尽策之微，宋人象楮之妙，不能逾也。”……
我曾经在1988年9月3日的《文汇报》上，看到过一篇丰一吟写的文章，题名《他留下了一条芬芳的道路》，开头是丰子恺先生的题画诗句“卖花人去路还香”，将子恺先生喻作“卖花人”，去后，“在这条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……争相汲取他留下的芬芳之气，采摘他播种的花草。”说得好极。将此话语用于戴逵身上，亦是十分形象。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已被越来越多的“嗅香者”奉为遵循的铁律，并作为典范四处弘扬。就剡县来说，西晋时只有一所寺院，到东晋戴逵入剡，一下子新建了五所，至晋末刘宋元嘉间，戴颙在世时，已新建了16所。（《剡录》）据传，镇江招隐寺的五尊夹纻佛像是戴逵制作的。南朝宋山东灵严寺的毗虑遮那大佛夹纻像和戴颙同时代。唐玄宗时洪州信果观三官殿功德塑像也是夹纻像。日本一级国宝鉴真大和尚夹纻像，是鉴真圆寂后，由其徒弟托思按其原相制作的，1994年4月行回祖国瞻仰，当时的报章上曾称赞戴逵是这一工艺的创造者。可以想见，在制作的技艺上，那些金碧辉煌的佛像都可以说是戴氏父子夹纻妆銮佛像的后裔，只因时代久远，遗存的已不多见，惟建造于梁朝的剡县石城大佛，还保留着他俩的工艺风貌，可供后人去研究瞻仰。
五
戴逵的祖父、父亲都曾是晋朝的重臣，其兄戴逯因屡立战功，被朝廷封为广信侯，后又升官至大司农。因而晋孝武帝十分器重戴家。当他得知戴逵学通古今 ，名动天下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时，于太元十二年（公元387年）派命官带了“束帛”到剡山征戴逵入朝为官，并封他为散骑常侍，国子博士。戴逵不想让人窥见自己潜藏的心境，遂对来使说：“老父有病，已是气息奄奄，且不知道还有几日在人世，故逵之尽孝时日苦短，望皇上垂怜，收回成命。”孝武帝明知是托辞，也没有难为他。待戴逵父亲去世后，尚书仆射王珣再次上疏，复请征戴逵为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，戴逵又虚拟了一个理由婉辞，就这样，一个个对于旁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机遇，他却是不屑一顾，随意地一挥手，便径自步入自己设计的艺术之路执着走去。戴逵一生隐逸不仕，也并非全然是“我岂肯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而是受了艺术的召唤。在他的心里，艺术从来就是任高官厚禄也替代不了的坚韧存在。艺术之路就是一条朝圣之路，它超越了爱与憎、生与死、贵与贱，从而以自己的方式构成生命磅礴的交响。
对于一位艺术家的评价，也许要比对数学家的评判困难得多。因为数学家的成就是明摆着的，毫无疑义的。艺术品则不同，它虽然也有标准，但并不确切，甚至还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。不过，话还得往回说，历史毕竟是公正公平的。你只要瞥一眼戴逵在艺术之路上行走的足迹，就可知常人是无法企及的。人们常说，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通才，然以戴逵论，则完全可与之相媲美。
戴逵博学善文，其笔走龙蛇，挥洒宣纸，所成《戴逵集》十卷、《竹林七贤论》二卷、《五经大义》、《老子音》一卷、《戴逵纂要》一卷、《戴逵别传》一卷等，今虽散佚，然就其存于《全晋文》中的21篇诗文来看，就不同凡响。他又是当时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，南朝齐人谢赫在他所著《古画品录》中称赞戴逵为当时绘画界的领袖。据唐人张彦远《历代名画录》所载，戴逵的人物画《阿谷处女图》《胡人弄猿图》《董威辇诗图》《孔子弟子图》《五天罗汉图》《杜征南人物图》《渔父图》《尚子平白画》《孙绰高士像》《嵇阮像》和《花鸟画》，无不超群绝伦，那一番行云流水般的线条，将他的性情、功力、趣味、品行，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内涵独具。故南齐大画家谢赫称戴逵画作为“百工所范”；绘画巨擘顾恺之赞其为世人“莫能及之”。有了他，画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。讲到他在音乐上的杰出造诣，且不说南朝时期的著名琴师沈道虔、羊盖、嵇元荣都是他的门徒，《剡录》所收的《戴氏琴谱》四卷之著述目录，就可见一斑。至于面对权贵时的作为，那戴逵可比苏东坡强多了！苏东坡曾遭遇“乌台诗案”；一群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朝廷的不满，对他诗中的词句和音象作上纲上线的曲解。朝廷派人去逮捕苏东坡，苏东坡吓得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。而戴逵，当时势焰熏天的武陵王司晞听说戴逵鼓琴难有人及，遂着人召他到太宰府演奏，戴逵却当着来人之面将琴摔碎，说：“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。”骨鲠之气令人拍案，用鲁迅先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之说，也是贴切。应该说戴逵的才识品行定格在历史上，也定格在人们心里。
欧阳修云：“自少年所喜事多矣,中年以来，渐以废去，或厌而不为，或好之未厌，力有不能而止者。其愈久益深，而尤不厌者，书也。”于戴逵来说，他入剡后，虽然诸艺仍在，但“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”，则非佛像雕塑莫属，他已将自己的生命与工作的对象融为一体了。正因如此，他在六朝古都南京瓦官寺所作的五躯佛像、顾恺之的《维摩诘像》和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贡奉的玉佛像，合称“瓦官寺三绝”；宋高似孙《剡录》将戴逵作为剡中第一乡贤；元代元贞二年（1296），嵊县特设“二戴书院”以资纪念。人们将其奉为“雕圣”，与书圣王羲之共尊为嵊州“两圣”。这一切，都为他的人生作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注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