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都到哪儿去了？刘文西先生去世已三年了。

　　我和刘先生接触少，他辈分又比我大两辈，不合适用纪念、怀念、点滴、两三事这些，所以直接用了这个篇名，讲点偶然或者惊奇的“遇见”吧。

　　刘文西先生和我是同村人，本家，和我祖父同辈，他俩可能同个曾祖父，当然，这点关系到我这辈更远了，况且小村村民随便翻几代都有亲缘关系。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他第一次回乡，也许是1978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，那天我在后门山茶园玩，他在写生，招呼几个小孩和几个出工的社员们拍照。他有着那时候人少有的胖，尤其是肚子，皮带差点扣到胸前，夏天了还戴一顶灰白帽子，白衬衫，黄裤子，有人用“海鸥牌”120相机给我们拍了照，不久但不知是何人送到了我手上，照片很模糊，我蹲在前排左侧，穿领口有V型白斜条的汗衫，先生在后排，这照片现在肯定在家里，我只是找不到。

　　我祖父是个老派的知识分子，在外工作，解放前后两人有过交往，刘文西叫他大哥，祖父刚新造了一幢房子，在本乡算好的，懒得打扫自家的老台门，先生便借住了个把月。

　　住在我祖父家，我认为有更大的原因，我祖父口中的“六叔”就是刘文西父亲，是个地主，后来的命运我不说你也知道，所以刘文西二十多年不回乡，怕睹物思人，住我祖父家也是避人少事少出门。

　　后来我知道了他父亲其实是个开明乡绅。

　　先生家境肯定是殷实的，有亲戚在上海、青岛、厦门定居，有英国产“三枪”牌自行车（有次和祖父同骑乘，在“仰铛铃”还摔了车），上世纪80年代初我也见他在村里的侄孙辈穿着毛绒已褪的呢大衣。先生的母亲我们叫“六娘娘”，出身大户，自长乐嫁来，据说陪嫁品“十里红妆”，这当然是小山民口头的层层加码。“六娘娘”身材高大，大圆脸，很慈祥，很富态，她很工“女红”，先生的艺术细胞概来自她，未出外求学时就很善画。

　　熟悉了就没有风景没有光环， 回乡时刘文西已有点小名气了，但不知温饱无论艺术的当时，村民们也无非把他当成在外工作领工资吃粮票的一般人士，他替亲戚画的据说还被糊了板壁，十几年后才小心翼翼撕下珍藏起来。他还在祠堂外墙画了大幅宣传画——《实现四个现代化》，是一个姑娘驾驶拖拉机，老让我想起当年一元面值的人民币图案。

　　在我祖父家，先生也是每天画，一次作画意外在主图外掉落了几滴墨汁，他随便一抹一修就成了活灵活现的蜜蜂，真是神来之笔！也在院子里给我母亲素描，四五年后我在初中美术课本上看到一幅《江南姑娘》，我怀疑就是那幅，当年母亲年轻漂亮，可惜那素描没给我家，那个版本的美术书也难再见到。另外，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当年很有名，好长时间我还以为是刘文西画的，那布满皱纹的脸如黄土地的沟壑，和他画笔下的陕西老农很相像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他也回乡几次，当年我父亲是本乡“大干部”，春节期间就替文西先生张罗出去写生的车子，那时候车子极少极难弄。90年代刘回乡参加长乐中学校庆还在我家住过几天，后来我怨父亲怎么不多讨几幅画，我实在是势利之人。

　　世界很大，也很小，经济好些了，旅游便兴起，我二姑姑去黄山旅游竟碰到了文西先生在写生，1998年我和爱人去西安旅游结婚，住在华山脚下一宾馆，退房时发现大堂前有横幅——第×屇华山画展，我说刘文西先生可能也在，他在陕西名气挺大的。此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拥着一老者出来，一看正是，我连忙迎上前，他当然认不得我，我从祖父、父亲一路介绍下来，他和我握了手连说好好，叫我去西安他家玩，我当然不会去的，但过了两天，我在西安的全国第×届书展上又碰到了他，真是神奇！

　　大前年五一节，父母亲和我去看望在西安上大学的儿子，顺便拜访了先生，他大声说一起拍个照吃个枣子，然后送了我们每人一张他为一百元人民币画的主席头像原稿影印件，先生虽显疲惫却不想到走得这么快。

　　先生家在大雁塔边，为一两楼复式房，他住一楼，腿脚已不灵便手也抖，但每日仍伏案作画，此时手竟不抖，我想到了“功力”这词，也懂得了什么叫大笔如椽、入木三分。

　　先生毕业于浙江美院，聆教于潘天寿先生，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去了贫瘠严寒的黄土高原，一去就是六十一载，画笔不辍，住窑洞，睡土炕，上百次去陕北，十几年的春节都在农民家过，连年为一家庭作画，把一位小姑娘画到了老太太。他只画人民看得懂的画，画出了中国农民的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和对黄土地的眷恋和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不是一般的体验生活能达到的，如今好多画家只会称兄道弟互相吹捧，急功近利又玩玄乎，似评皇帝的新装的看客 。先生沉得下心，画人先识人知人，心中有感情，画中才有真情，他用一生笔墨叙述对人民的爱，晚年创立了“黄土画派”，说人民的艺术家并不为过。

　　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我从此常把“汗青”看成“丹青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