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英名永存
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，是国内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，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，馆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、苏、美等国空军和航空战士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丰富史料。
纪念碑广场中央耸立着雄伟的“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”。纪念碑分主、附碑两部分。主碑高15米，用花岗石雕制成飞机机翼式样，一面中文，另一面英文，构成象征Victory（胜利）的“V”字型，顶部的题额镌刻着张爱萍将军手书的“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”九个大字，在纪念碑的下方有四组浮雕，表现了中、美、苏空军将士奋勇杀敌的动人场面。已成为紫金山下捍卫正义、守护和平的历史丰碑。附碑有30块，由独自的英烈碑组成，排列成弧形拱卫在纪念碑的后面，在这些高三米的黑色花岗岩石碑上，用中、俄、英三种文字，镌刻着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的英名。
今年4月2日，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通过钟山风景区官方网站首批公布了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(可按碑号及姓名首字母排序查询)。此次公布的内容包括英烈姓名、籍贯、生卒年月等，为航空烈士公墓英烈碑上镌刻的信息。在1468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中，嵊籍烈士唐元良的碑号为I36，碑文镌刻：
唐元良 中校 浙江嵊县 1911年8月21日-1944年8月7日
据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资料和徐霞梅著《陨落：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》一书所载：唐烈士元良，浙江省嵊县人，生于1911年8月21日。在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。历任中央航校教官、空军第二十六队副队长、空军第一大队参谋、参谋主任、空军教导队第二科科长、空运队队附、升至少校一级。1944年8月7日，烈士随队长王汉勋由云南沾益驾机投送湖南衡阳守军补给物品，至湖南芷江县属绥宁上空，因天气骤变，视线不明，撞山失事，与王队长同殉。烈士生前有战绩三次。追赠中校，遗有父母及妻陈氏与子女各二。
二、壮志报国
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前身是1928年11月成立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，1929年6月改名为航空班，仍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。
1931年春，在笕桥改造军营，扩建笕桥机场，成立军政部（中央）航空学校，将南京航空班空勤、地勤及设备全部搬迁到杭州笕桥。1932年9月1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正式成立，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。
笕桥航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，学校设飞机科、机械科(从第4期开始设立),学习内容有飞行学、航行学、飞机构造学、发动机学、空军战术、无线电通讯及英语。学员经严格选拔，均为年龄、体格、军事技术符合深造条件的空军军官。由学校聘请的外国航空专家教学更先进的空军技术与专业知识。
笕桥航校的影响遍及全国，吸收了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。至抗战前，航校共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，被誉为“中国空军的摇篮”。航校校歌唱道：“得遂凌云愿，空际任回旋，报国怀壮志，正好乘风飞去!长空万里，复我旧河山。努力!努力!莫偷闲苟安，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!须具有牺牲精神,并展双翼一冲天!”
唐元良来自浙江嵊县，原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步兵第二队学员，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二月转入中央航空学校。中央航空学校同学录（1-6期）显示，第二期学员毕业于1934年2月，飞行科共48人。同期学员王汉勋来自江苏宜兴，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理科，投笔从戎，是唐元良一起并肩作战、出生入死的战友。
十四年抗战，有无数的中华儿女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将年轻的生命留在祖国的山河湖海之中。航校的校训是：“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，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！”当学员踏进航校大门，便与死神签下契约，每个人都必须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参军救国。学校师生高志航、李桂丹、刘粹刚、乐以琴、沈崇诲、陈怀民、阎海文等等在这场事关民族命运的抗战中，他们壮怀激烈，慷慨出征，至死不辱军人使命，谱写了最为悲壮的一幕！
三、激战长空
1937年8月13日，日军以重兵向上海发动进攻，威胁南京。航空委员会发布《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》，急令空军各部队于14日16时至18时必须进驻“京(指南京)沪地区”完毕，并完成攻击前一切准备。
空军第九大队接到《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》，要求立即转场至浙江曹娥机场。第九大队由刘超然任大队长，下辖第二十六、第二十七两个中队，分别由王汉勋与孟广信担任队长。其时，唐元良为第二十六中队副队长。第九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中唯一使用攻击机的部队，装备有18架寇蒂斯A-12“雪莱克”攻击机(轻型轰炸机)。
8月14日下午1时30分，第九大队的所有飞机分别从许昌和郑州起飞，因恶劣气候的影响，成功到达预定机场的飞机只有11架。晚上12点，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又下达《空军作战命令第三号》，其中，要求第九大队于次日拂晓前协助陆军攻击上海虹口附近敌炮兵、防空兵及步兵重兵器等阵地。
鉴于8月14日的中日空军首次空战，日军遭受了沉重打击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决定集中鹿屋、梗津航空队以及3艘航空母舰上的全部主力，轰炸南京、南昌、杭州、苏州和上海等地我空军基地，企图消灭中国的空军。
8月15日5时30分，日本第2航空战队“加贺”号航空母舰上陆续起飞3批飞机，分头出发，其中双翼的94式舰爆俯冲轰炸机16架以苏州为目标，因天气不佳，折向南飞，企图前往乔司、绍兴一线攻击，却误撞到曹娥机场上空。此时，第九大队正在进行装挂炸弹，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仓促应战，与来袭的敌机展开了一场遭遇战，3架日机被击落。
据徐霞梅著《陨落——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》载：“这天自曹娥机场起飞应战的，还有唐元良、杨辛癸、王广英。在云端上飞行的王广英发现云下有一架敌机，便摇动机翼向唐元良示意：‘别放过！’两人心照不宣，即以钳攻之势，向敌机发起进攻，一个拦头，一个截尾，第一回合就协同击落敌机一架。”
四、投身空运
中国空军空运队是抗战期间一支颇有传奇色彩的部队，由几架老旧飞机拼凑起家，开辟了飞越敌占区的秘密航线，为支援敌后战场做出了特殊贡献，唐元良就是这支空运队的副队长。
空运队的前身是航训班，全称“空军轰炸总队航行训练班”，地点在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机场。
1942年初，空军只有几架小型Beachcraft运输机，其中单发动机的叫小比机，双发动机的叫大比机。当时就用它进行运输和训练。由于机型老旧，训练中曾经出过事故。
1942年夏季，先后从美国购进几架C47，第一架就是“昆仑号”。当时空军的飞行教练都是轰炸机和驱逐机的飞行员，飞大比机和小比机的教练对这种新型的运输机也是外行，便从欧亚航空公司聘请了一个飞行组到空军担任教练。机长林大纲、副驾驶盘明、机械员房荫枢、报务员盛棣华。
通过航训班的训练，诞生了空军第一批C47飞行员，为后来空运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。林大纲是航训班的全权负责人，负责整个航训班的训练安排，林大纲的副手便是王汉勋和唐元良。
1942年下半年，由于凤凰山机场太小，停机位不够，基地迁至新津五津镇机场，并正式成立空运队。队长王汉勋，副队长唐元良，通信长吴之骅，副通信长徐琏璋。
空运队成立后第一件重大任务，就是开辟东南航线。当时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：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，但东南半壁仍在我们手中。这一大片广袤的土地包括湘东、粤东、皖南、浙南以及除九江、南昌以外的江西全省和除福州厦门以外的福建全部。由于敌军控制了粤汉铁路线和长江中下游，这片土地和西南大后方的联系被隔断，成为孤岛。急需开辟一条从芷江到赣州的直达航线，以维持东南地区和大后方的联系。
1943年5月10日夜，东南航线首航告捷，这条航线遂成为空运队在抗战后期的主力航线之一。随着美援C-47运输机分批到位，该队每月往返赣州约十架次左右，所有飞行机组都飞过该航线。
五、碧血蓝天
衡阳会战，是指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南重镇湖南省衡阳市进行的抗击日军的作战，因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、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，被誉为“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”。
6月22日，日军开始轰炸衡阳，湘江两岸一片火海，衡阳会战由此打响。25日，千名日军组成敢死队，夜幕中潜入衡阳机场附近的高地，拂晓时发起突然袭击，占领了衡阳机场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，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。
为了援助衡阳守军，中国空军只能在衡阳外围作战，轰炸洞庭湖至衡阳之间的日军运输线，扫射敌军及敌军的运输船，切断日军后援。并冒着敌人的炮火，为守城官兵运送粮食和弹药，许多空军飞行员为此而壮烈牺牲。
进入8月以后，衡阳守军处境更加艰难。由于长期作战，缺乏药品和食品，一些负伤官兵因无药可救而死。遭到我军毁灭性打击的日寇则图穷匕见，施放毒气弹，致部分守军官兵中毒身亡。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，命令外线各军向衡阳增援，但在日军强大炮火与兵力阻击下，援军始终不能如愿到达，衡阳面临弹尽粮绝、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。
为了把粮食弹药送到守军阵地，空军空运队队长王汉勋率领唐元良、孙钟岳、许葆光、吴之骅、贺瑞华担起了这次艰苦的任务。他们驾驶的“昆仑号”是当时较先进的机型C47，机上配有远距离通讯设备Laisonset，包括性能卓越的BC375E远程发射机和BC191型灵敏度极高抗干扰的全频道收讯机；还装置着当时最先进的导航仪Bendix无线电罗盘（Radiocompass）及自动驾驶仪，安全系数较高，完全可以胜任夜航和盲飞。但无线电罗盘不能有静电干扰，当静电干扰太强，特别是在雷雨区飞行时，强烈的干扰会掩没导航讯号，致使罗盘失灵，严重时会造成迷航失事。对于种种不利因素，王汉勋收集了气象预报和沿线气象资料，对机组成员作了精心安排，他亲自担任机长，副队长唐元良任副驾驶，通信长吴之骅为主通信员。
8月6日，满载军用补给品的“昆仑号”，从云南沾益机场起飞，沿着航线在云端飞行，航程已经过半，衡阳就在前面。到达湖南芷江绥宁上空，天气突然骤变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……强烈的雷电干扰，使“昆仑号”无线电罗盘失效导致迷航，飞机坠落在崇山峻岭中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。
六、魂归南山
位于重庆南山(汪山)的空军烈士公墓，是中国最大的抗日空军阵亡将士实葬墓地，俗称“空军坟”。
空军坟始建于1938年，国民政府为安葬和祭奠抗战中牺牲的空军烈士，特地在重庆南山长房子放牛坪购买了200余亩土地，建造烈士公墓，将空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。据唐学锋《蓝天勇士魂归重庆》一文所载：“王汉勋和机组成员的遗体被找到后，运到重庆，葬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。”抗战结束后，部分烈士家属将烈士遗骨运回原籍或运往南京安葬，空军坟中只留下了168座墓穴。由于历史的缘故，这座公墓后来历经劫难，成为一座空坟。
2008年、2014年底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发现了两张《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》。这两张《次序图》，其大小、内容均一致，长38厘米，宽28厘米，为蜡板刻写，油墨印刷。图的上方印有“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”；下方落款“重庆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筹备会典礼组制”，时间为民国35年（1946）3月29日。《次序图》下方还印有两项说明事项，其一为“1号至125号为已葬公墓”；其二为“126号至130号为新葬墓穴”。墓穴的排列以4墓为一组，左为双数，右为单数，沿山坡由低向高，一共布置了10排。然后又从下向上，在已建墓穴两旁，仍以4墓为一组，各自布置了6排。最后，在外侧由下向上的第7排单独安排了第129号、第130号墓穴。在《次序图》上唐元良墓穴在左边，编号是108号，这就是英烈当年的安息之地。
2008年，由重庆市政府出资1300万元，在原公墓的旧址上整修了空军坟。2010年，空军坟重整扩建成为今天的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，用以纪念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中、苏、美空军战士。纪念园内有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168位空军英雄的墓碑，以及重庆大轰炸、飞虎队援华浮雕、美国援华飞机飞越驼峰的浮雕和文字描述，还有孙中山先生手写“志在冲天”纪念碑等。
“华表柱头千载后，旅魂依旧回家山。”让我们走到历史的深处，重新领略抗日航空英烈们的精神和风姿，而今我们能做的就是，不要忘记！
